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冲击，以及我国文化发展自身面临的困境等问题，文化安全问题引发了中国学界的关注。研究者们对“文化安全”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首先，学界初步探讨了文化安全的相关概念和涵义。其次，研究者探讨、分析了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文化安全的边界。此外，研究者们还思考并总结了文化安全研究的内容等。关于文化安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文化安全的概念、内涵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界定、厘清；文化安全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系统化研究。
作者简介：刘颖，法学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民族、国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发展既有来自外部，也有来自内部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对文化安全的关注与研究也逐步展开。文化安全研究中的概念、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是文化安全研究的起点与基础。对文化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总结和思考，是推动这一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一、文化安全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交往过程中，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特别是面临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及文化产品的强势输入。同时，中国文化自身发展也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价值观遭受严峻挑战，而新的价值体系则仍处于建构之中。在各种冲击下，造成了信仰迷失，甚至是信仰危机等问题。文化领域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并触发当代中国学者深入思考文化安全的相关问题，文化安全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安全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文化发展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的双重挑战。
从文化安全进入研究者视野到目前为止，这一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创始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到2004年。在这一阶段，“文化安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和使用，围绕文化安全的研究也逐步展开。1999年有数篇关于文化安全的论文陆续发表。胡联合等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简论》一文中正式提出文化安全的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的冲击。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可能会被不断地侵蚀、同化甚至被消解，并且国家文化的核心如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体系的瓦解与消失，通常是在和平的、隐藏的状态下渐渐发生。林宏宇的《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是国内第一篇以文化安全为主题的论文，文章提出“文化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
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自2004年到2014年，文化安全研究相关成果的数量较之前有一定增加。这一阶段，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是美国研究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力量”（也被称作“软实力”）的概念被研究者广泛关注。文化安全也逐渐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软力量”一词是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谁与争锋》一书中提出的，其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进一步展开论述了软力量的概念、来源、运用等相关问题。他认为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而文化主要是在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他进一步提出：“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涵括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亦推行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由于建立了吸引力和责任感相联的关系，该国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就得以增强。”软力量的相关观点被国内研究者广泛认可和引用，并用于分析和研究文化安全的问题。
第三阶段为繁荣阶段，自2014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文化安全研究的成果数量有较为明显的增长，文化安全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拓展与深入。这一阶段，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对于文化安全的研究来说具有转折意义。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并强调：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要重视传统安全，另一方面也要重视非传统安全，同时要构建包含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的提出，国内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也开始以总体国家观为指导思想，而文化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其研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这一主题不断拓展与深化的逻辑结果。伴随着国家安全研究的热潮，文化安全的研究也进入较为繁荣的阶段。
二、文化安全的概念与涵义
厘清文化安全的概念与内涵是开展文化安全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开展文化安全研究的基础。唯有如此，文化安全研究中的其他相关问题才有可能进一步展开。因此，学界开展文化安全研究伊始，就围绕文化安全的概念与涵义开展了探讨。
文化是一个多元的范畴，众多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研究者对文化的界定也多种多样，这也导致文化安全概念与内涵的界定呈现多样化。“文化安全”是一个复合词，因而研究者在对文化安全概念进行界定时，很多是从词源的角度入手，分别梳理了文化的概念和安全的概念。学者们界定的角度也各有不同，大多数的观点都认为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的含义。而当前的文化安全研究中更多的是考察精神层面的文化的安全问题。
从安全的角度界定文化，则主要有两个角度。有研究者主要立足于主观感来受界定文化安全的概念，即从安全感的角度定义文化安全。有研究者指出，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安全主要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人们对自己所在的“国家–民族”“基本价值”“文化特性”不会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并认为，这种安全感还来自诸如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传统文化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以及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素质、民族语言和信息传播等方面。之后有研究者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文化安全界定为，文化安全主要是指民族国家对自身文化遗产、行为方式、价值观不受他者文化侵蚀，并且因为拥有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而获得的一种“安全感”。
但是，另外一些研究者强调文化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认为应从文化安全存在的客观状态及文化安全的本质角度界定文化安全。刘跃进提出：“文化安全的本质是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而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这一观点影响了许多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一观点提出之后，有研究者开始从客观状态的视角界定文化安全，如有研究者提出，文化安全在本质上是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安全，这一方面涉及文化主权和文化实力，另一方面也涵盖了文化沟通和社会整合。另有学者认为，文化安全是文化处于安全的状态，是主权国家能保持文化不受侵犯的能力，并能采用种种方法，最终使本国文化处于安全的状态。还有研究者提出，文化安全是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不会遭受内部和外部的侵蚀、破坏或颠覆，并且能较好地保持本身的文化价值传统，能自愿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文化成果及创新发展的状态。还有研究者是从国家主权角度界定文化安全。胡惠林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主权意义上的安全，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不能受到侵犯，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要受到尊重，国家在文化上的立法权、管理权、选择权及自主权等要受到尊重。无论是从客观状态的角度，还是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论述文化安全，本质上都是将文化安全视为一种客观的结果。
三、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安全边界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并且不断变化着的系统。尤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更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交往与文化交流。而在文化交往、交流中文化安全是如何产生的？文化安全与不安全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分辨哪种程度的交流是安全的，哪种交流是不安全的？这成为文化安全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同时，文化安全概念被提出之后，其他诸如国家文化安全、民族文化安全、边疆文化安全等概念也进一步被衍生出来。文化安全概念的进一步被泛化，探讨文化安全的边界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但是文化安全的产生及文化安全的边界问题，是文化安全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在文化安全的问题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全球化推动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研究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交往日渐频繁，这使得当前所有国家都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不安全”。“当前‘文化安全’问题日趋明显，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伴随而来的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这导致了多种强烈的反应”。全球化发展使文化安全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时代发展使国家安全增添了文化安全这一新内容，文化的发展也对文化安全提出了新的需求，文化安全也已变成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文化安全也成为综合国力保持竞争力的保障。刘跃进则认为文化安全缘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他指出，国家文化安全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文化的差异性。在近代资本主义市场形成后，西方列强对其他国家实行的侵略与殖民，在东西方文明冲突日渐激烈的情况下，文化安全问题开始出现。
也有研究者将国家作为文化安全的主体，考察了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从国内文化安全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近年来文化安全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及内部文化发展困境引发的产物。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是早于文化安全研究的。胡惠林认为，近代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相伴而生。他提出，中国近代以来国家的屈辱史、危机史也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形成和发生史。中国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救亡图存中，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的主题，20世纪的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而生存和发展安全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安全的主题。
文化安全的边界问题是当前文化安全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在讨论文化安全的边界时，研究者认为，国内外虽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开展了研究，但是文化软实力的测量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为国家安全是一种软力量安全，属于软安全，是一种比硬力量更隐蔽的、无形的力量资源，它主要是建立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以及行为准则基础之上的一种同化与约束力，是一种深层次的安全，难以控制，也难以评估与监测。鉴于此，当前研究者们并未提出比较系统的文化安全的量化指标，并且研究者也很难在指标量化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且，有研究者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文化交流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入侵”方式，会对本国文化的生存造成威胁，外来文化也会被认为是“异端”。但同时，文化交流又是文化演进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这种既面临威胁但又不可避免交流的特殊状态下，文化“威胁”的识别非常困难。因此，“在判断本国文化是否安全时，民族国家却往往会陷入认知的困境，这里，文化‘安全’与‘不安全’的界限难以分辨”。
四、文化安全研究的内容
文化安全研究的内容具体是什么？这也是文化安全研究中一个需要面临和探讨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并未形成较统一的观点。从目前研究的状况看，文化安全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学科背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联。当前，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既有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也有从事国家安全相关问题研究的，还有从事政治学、教育学的研究者，以及从事考古、文物保护研究的学者。由于这些研究者各自的教育背景、研究背景及关注的焦点不同，导致文化安全的研究内容也有着较大的差异。研究者们都是从各自的视角开展研究、解读文化安全问题的。因此，文化安全研究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宽泛，呈现出较强的跨学科、跨领域及各类知识交叉的特点。
多数学者是从狭义的视角来探讨文化安全的。有不少学者提出，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包括价值观、宗教等在内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因此，大多数研究者探讨文化安全问题时是围绕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展开的，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文化安全的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价值观在文化安全中处于核心地位，“价值观浸润于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反映着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决定文化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还有研究中提出：“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是当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研究现状来看，当前专门明确提出文化安全研究内容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少见的。明确阐述文化安全内容的，较早见于《国家安全学》一书。书中提出，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以及生活方式的安全是文化安全的内容。这一观点主要从狭义的文化角度来确定文化安全的研究内容的。之后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此外，还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等诸方面，其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有研究者进一步将文化安全归纳总结认为：“政治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安全、国家政治文化安全、国家宗教文化安全）；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传统美德、特质和非物质文遗产）语言和信息传播安全（民族语言文化的安全、多元民族文化和地方性文化的传承安全、中国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环境安全）。”
也有研究者指出，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有研究者认为：“文化遗产……这不仅仅是今天的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安全问题，而且也是未来社会人类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产业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作用 ,还在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
五、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化安全基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研究的数量、质量都呈现较为良好的态势。文化安全基本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并逐步走向深入。文化安全相关的研究在基本问题初步厘清的前提下，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
关于文化安全的概念、涵义内容的探讨初步明确后，研究者力图将理论与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总结了中国文化安全相关领域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而文化安全研究之所以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正是因为文化发展在现实中的困境所引发的思考。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化安全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些研究为今后文化安全、文化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也为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文化安全问题提供了思路。此外，许多研究者还进一步探讨了文化安全中涉及的文化安全思想、文化安全战略等问题。
虽然，当前的文化安全基本问题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研究中的不足也十分明显，具体来说，关于文化安全基本问题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突破：
首先，文化安全的概念、内涵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并形成较为明确的观点。当前文化安全研究中虽然对文化安全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相应的界定。但是，由文化安全引申出的国家文化安全、青少年文化安全、传统文化安全、大民族文化安全、学生文化安全、网络文化安全、边疆文化安全、高校文化安全……等一系列概念的内涵、外延并不十分明确。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的严谨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需要对文化安全及其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系统的论述与分析。
其次，文化安全的“安全”边界与考量标准，需要深入研究、予以明晰。就当前的研究来看，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而有一些学者提出安全是一种“主观感觉”。无论是客观状态抑或是主观感受，安全的标准是什么？哪些文化现象、行为是“安全”的，是正常的文化交流，而哪些又属于“不安全”的，是文化的入侵、是文化的消融？其边界在哪里？该如何区分与？当前学界在具体论述文化安全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宏观阐述文化安全，但是具体“安全”本身则没有提出较为明晰的观点。这一问题恰恰是当前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这关乎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中，如何甄别正常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入侵.而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关系时，文化上的保守与激进同样都会引发文化安全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涉及到在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考量因素。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思考与回答。
再次，文化安全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系统化。由于文化安全这一主题的研究提出的时间相对较短，目前的研究也较为分散和零散，系统性不强。关于文化安全研究的内容、研究对象总体还比较模糊，并且观点各异，没有形成相对较为一致的意见。
此外，文化安全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从当前的研究主体来看，来源于政治学、国际政治、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研究的研究者占有一定的比例。成果中硕士学位论文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很多的研究仅止步于学位论文，研究并无持续性，这也是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因此，关于文化安全的研究需要更多有研究基础的学者介入此问题研究，并开展持续性的研究，以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入。
（注：此文载《社会科学论坛》2023年第4期第224-230页。如果需要了解更多，欢迎查阅《社会科学论坛》杂志。）
